(14)喻文光:《文化市场监管模式研究:以德国为考察中心》,《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3期。

例如1952年时，全国各级法院干部约28000人，其中旧司法人员约6000人，占总人数的近22%，他们大部分充任审判工作，尤其是在不少大中城市及省级以上法院的审判人员中，旧司法人员甚至占多数，[18]以至于出现了执行刑事政策时，有不少地方对于反革命案件的处理，发生了‘宽大无边的偏向。据他说，我找了一些中级法院和县、区人民法院的同志座谈，大家都说心有余悸，你们叫做‘余悸病，说这个病不好治。

我们那个审判员简直不知道有这些东西，结果没有办法，说‘等一下，我去解个小手。[8]《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76－377页。[26]张友渔：《宪政论丛》(下册)，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360页。（三）寻求社会各界的关注 法院系统为什么做此选择？笔者以为，法院系统坚持向人大报告工作，有助于增加社会各界对法院工作的关注度。例如，成立代表委员联络办公室以加强日常沟通，向代表委员寄送反映法院工作的新材料，组织代表委员到法院参观访问，以增加代表委员对法院工作的了解和理解。

三、全国人大的态度 观察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制度之形成，绝不能忽略全国人大的态度。[6]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司法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专门强调了新旧法院的根本区别： 首先表现在两种法院对人民的两种不同关系上面。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学家，张老师心中有学者的爱国情怀，关注现实中的宪法问题，为学生展现有血有肉的宪法学情境。

按照他的宪法哲学，宪法既是政治的儿子，同时也是政治的父亲，宪法的命运也决定于这一特殊逻辑，在宪法世界中我们无法排斥政治因素，但可以控制政治权力运行，或者把政治问题宪法化，把宪法问题尽可能程序化，以减少政治对宪法的影响，以降低各种政治风险，维护宪法规范的安定性与权威性。在未来的宪法学研究中，我会追求学术理想，坚持宪法学的专业立场，做一名有责任、有追求、有良知、讲真话的宪法学者。特别是《宪法学原论》是一本标准的宪法教科书，也是标准的宪法解释学书，对宪法原理、宪法制度、基本权利等基本问题的精细化解释，形成了体系化的解释技巧。基于规范主义的价值立场，权宁星教授始终以精细化的解释学来化解规范与现实的张力，对1988年以来的韩国宪法裁判制度的完善作出了重大的学术贡献。

基于对共和国精神的坚守与人民的爱，许崇德宪法学自然成为「历史宪法学」。他希望中国宪法能够发展，希望宪法学发挥作用，希望宪法学者有学术尊严与责任。

在进行宪法学研究时，先生是以德国宪法学的理论和判例作为素材进行研讨。对政治因素在宪法解释过程中的影响，既不回避，但也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平时与许老师谈论宪法学命题，特别是涉及学界有争议的问题时，他都会从宪法历史的高度审视现实问题，从宽阔的历史中寻求学术命题，引申出价值，对各个宪法问题的来龙去脉都说得清清楚楚，像是述说历史的历史学家。在恶劣的环境中，他也从不停止学术的思考。

我后来在教学中重视宪法事例，每年编写《中国宪法事例研究》也是受了阿部先生宪法思想的影响，确实收益很多。时值抗战胜利，许崇德从报纸上看到梅汝璈大法官代表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最终匡扶正义，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认识到法律的威力，遂报考复旦大学法律系，学习法律。作为关注宪法实践的学者，先生重视宪法判例研究，谈论学术问题时经常以案例作为依据，使问题的解释具有说服力。宪法制定后，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国家法」课程更名为「中国宪法」。

先生在得知我对于宪法学研究的一些困惑时，便对我说：「现实环境的不理想，与将来的宪法发展并无直接关联」，并以他个人为例，告诉我研究比较宪法对于本国宪法的意义所在。他专门主持了许老师主题发言的环节，详细介绍了许老师的学术贡献，说许老师是「中国基本法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跟随先生研习宪法学的这一年，我对宪法学知识体系的认识深化，特别是对文化相对主义对宪政体制多样性的影响有了较深入的思考。虽然这份问卷调查报告没有正式发表，但调查结果对我内心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发现轰轰烈烈的宪法宣传与实际民众心目中的宪法形象是有距离的，现实中的宪法并不像宪法文本那样完美。

先生曾于1957年受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留学，在两年半的留学期间内于法兰克福大学、哥廷根大学等受教于当时德国宪法学权威黑塞（Hesse）、斯门德（Smend）教授，对德国宪法学的研究愈发深入。当时没有教材，我们用的是油印的讲稿，后来出版统编教材《宪法学》后才有了正式的教材。四位学术大师中，三位先生已去世，近九十岁高龄的阿部老师仍健在。2009年8月权宁星教授因病去世后，许老师还专门发去唁电，深表哀悼。每次我从韩国开会回来，许老师都会询问权宁星教授的情况，特别是权宁星教授生病期间，许老师多次写信问候。回顾自己从教历程，始终不能忘怀的是四位启蒙老师对我学业的指导，我的内心充满着对四位先生的敬意与感激之情。

当时，中韩还没有建交，去韩国学术访问，只能在日本办签证。从1962年到1964年，在当时全国唯一的法学刊物《政法研究》连续发表三篇文章。

当时，法学所和法律系是各自独立的单位，还没有成立法学院，但学术上的联系是比较多的。东京学派侧重目的解释，京都学派则强调文理解释。

因当时刚刚留校，法学所工作比较多，没有考虑报考博士。张老师作为参与修宪的学者之一，这期间也作了几场学习新宪法的报告，拓展了我们的知识面。

少年时期的许崇德，就学于嘉兴中学。20多年后重访京都大学时感慨万千，当时是30多岁的青年，如今是50多岁的中年人。虽然签证手续复杂，但因有首尔大学法学院的邀请函，使馆在办理签证时提供了方便。他与同事合编宪法讲义，获得学界的普遍好评。

权宁星教授的宪法解释学 1991年2月结束日本的访学后，应首尔大学法学院邀请，我前往韩国访学三个月。大体理由是，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集中两个月时间复习没有问题。

这些话对我们是有触动的，课后同学们一起讨论宪法与经济发展等问题，虽然当时知识浅薄，但我们也开始感受宪法的重要性。作为日本宪法学重镇之一的京都学派，虽与东京学派同属立宪主义学派，但在解释方法上却存在相当差异。

1953年京都大学毕业，历任法学部助手、助教授。当对宪法学一些概念出现「非学术性争论」时，他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可行的途径提出学术观点，对我们起草的报告老人家认真修改，希望在宪法学基本问题上为宪法学者赢得尊严。

我于1990年2月去日本京都大学留学，1991年5月份回国，5月份参加人大的博士研究生考试，跟着许老师读了三年的博士，毕业后继续留在宪法教研室工作。在比较宪法方面，先生还编著有《比较宪法入门》《世界宪法集》等书。讲了几堂课以后，张老师去日本访问两周，这两周的课是韩国章老师代课的。回国后每次去韩国参加学术讨论会，我都去首尔大学拜访权教授，请教一些问题，一直保持着学术联系。

在不到20平方米的研究室里，四面墙都是书架，很多是外文书。宪法所展现的价值与「大气」使许老师一接触宪法学这门课程，就喜欢上了宪法。

虽然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都不是张老师，但他对我的学术影响是比较大的。1985年、1988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先后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将宪法解释具体化，在具体问题中论证解释的客观性，如他在领土、政党等问题的研究中合理运用目的论解释。重视本科教育，强调基础理论是吉大法学的学术传统，我们是直接受益者。